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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光荣与梦想红旗期待再一次辉煌

发布时间:2021-05-05 05:45 编辑: 来源:

光荣与梦想

红旗需要一次爆发,如同中华民族在世界上重新树立自己的尊严一样,因为红旗从最初就是跟民族自尊心联系在一起的

“你说什么?”一汽原设计处底盘科负责人刘经传老人一边问,一边把助听器的接收器拿过来,当知道是问当初造红旗的事情,他的眼神变得遥远起来——他一定又回到了那个火热的年代,那里有他的青春、热情以及一生都值得骄傲的红旗。

谈到红旗不能忽视它的历史背景。那时候,“大跃进”正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展开,在人们的眼里,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只是为了毛主席一句“终于坐上自己的小轿车了”,也是为了向国庆9周年献礼,一汽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时限是30天!

那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仅是比利时的十分之一,还在为温饱奋斗的中国人要造轿车,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众所周知,闻名于世的汽车品牌几乎都有着深厚的机械工业积淀,比如宝马的前身是巴伐利亚飞机厂,宝马创始人吉斯坦·奥托的父亲就是四冲程内燃机的发明家。当时的中国有什么呢?人们连高级轿车什么样都没见过,有的只是一腔热情。不过,汽车从一诞生起就是速度与激情的工业艺术品,正是这种热情铸就了红旗。

首发式与试乘试驾地点是在中南海,形象代言人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这样的礼遇只有红旗享受过。

红旗经过50年的洗礼,像刘经传这样的老人最为留恋的还是造红旗时的状态,后来被称之为“红旗精神”。正是因为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深入骨髓,红旗成为中国汽车工业惟一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品牌。

1958年5月12日,中国第一辆轿车——“东风”诞生,时隔50年之后的2008年5月12日,一汽轿车低调地庆祝了这个对于一汽集团以及中国汽车工业非同寻常的节日,活动过程中,一再被强调的是“红旗精神”。一汽轿车人士告诉记者,他们原本希望能够做一个红旗车的雕塑或者立一个自主50年的碑,但最终选择了“感动红旗50人”的评选,因为他们就是“红旗精神”的缔造者,而现在的红旗要想重生复出,更多还需要这种精神状态的寄托。正如一汽集团总经理徐建一在致辞时所说:“今天我们纪念出车50周年,颁发感动红旗人物大奖,目的就是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自主50年对于一汽轿车来说本是一件喜事,但当天,每个人的心头都是沉甸甸的。

在2008年北京国际车展上,一汽的自主再次遭到质疑,一汽或许感到委屈,可是正是因为一汽是“第一汽车”,拥有着50年自主历史,人们才对一汽寄予重望。可在过去的30年,就是在改革开放的30里,一汽让大家失望了。红旗经历了眼花缭乱的“换壳”之后,品牌几经沉浮,但红旗自信的品牌性格不允许这样的敷衍。这个老一代红旗人用青春和毕生心血塑造的品牌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尽管这个品牌随着时间的流逝,价值正在与日俱增,然而,一汽需要的不仅仅是历史,而是现在如何直面挑战。严峻的形势,让人们仿佛回到当初造轿车时面对的难题。相似的难题,不同的环境,现在的一汽不需要30天造红旗,需要的是那种自尊自信、不怕困难的战斗精神。

在一汽轿车“5·12”庆典现场,你能感受到的不是喜气洋洋,而是一种压在心底正在等待着喷发机会的激情。红旗需要一次爆发,如同中华民族在世界上重新树立自己的尊严一样,因为红旗从最初就是跟民族自尊心联系在一起的。

目前的一汽轿车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一汽轿车承载着太多人的期望,徐建一这样表述一汽轿车:承载着一汽厚重的历史,寄托着中华民族情感,担当着一汽希望的重任。尽管面临许多的困难,一汽轿车总经理张丕杰也坦承了这一点,但是一汽轿车也拥有前所未有的机遇,比如即将登场的大红旗,以及一汽集团上市带来的有利环境。

50周年庆典、追溯红旗精神,在此时有着特别的意味,红旗将重新找回自己“国车”的地位,在经历了多年的探索之后,红旗期待再一次的辉煌。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一汽也希望通过自主轿车的突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寻回“第一汽车”的尊严。

历史  红旗精神

香港有一个很有名的红旗车迷,曾豪掷130万来修复老红旗,这个“有点疯”的人叫汪恩光,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汽车人》在采访他时,依然首先问及到了这个问题,他用4个字说明了原因:“我爱红旗。”

不可否认,汪恩光迷恋这款红旗车,但实际上,他更迷恋的应当是红旗所代表的一种精神,因为没有文化的车是不会具有这样的吸引力的。

红旗的背后是那个特殊的年代,是造红旗的那群人所赋予它的灵魂。

东风“一现”

也许在很多人心目中,中国的第一辆汽车是红旗,其实在红旗之前,有一款早夭的产品,那就是东风。

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开下总装配线,1957年的春天,一汽就开始规划造轿车,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

关于造卡车和轿车,原中汽公司总经理陈祖涛曾经有一个形象比喻:造卡车是小学水平,造轿车是大学水平。这其中的差距可见一斑。更何况,一汽本就是苏联专家援助建造的,即便是造卡车也不过一年的时间,工业积累显然还远远达不到造轿车的水平。

尽管大胆,轿车项目还是按照正规的设计程序来施行。时任工业部副部长的黄敬找到一汽设计处的吴敬业、刘炳南、史汝辑等几位在美国福特学习过轿车设计生产的专家,谈了造轿车的想法,也就是在这次长春宾馆的谈话之后,一汽造轿车的项目正式启动。同时黄敬承诺“增加设计人员、增加设计面积、给轿车样车”这3个条件在1957年年内满足。

这款轿车以法国“西姆卡(simca)”为原型,发动机则仿造奔驰190。此后的几个月画了上万份图纸,制成300多套模具。原一汽设计处底盘科负责人刘经传告诉记者:“当时试制车间是为试制卡车准备的,不论从水平上还是能力上都不足以胜任全部轿车的试制任务。”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在1958年开始“大跃进”之后,又提出了更为艰巨的目标:提前出车!试制工作开始夜以继日地进行。零件加工更是采用接力式,口号是“零件不落地”。刘经传所在的底盘科也吃住在车间,试制车间热火朝天异常繁忙,做完一个零件就加上一个标签,放在一张木板钉成的长桌上,按照明细表查点,缺哪一个零件就去催哪个零件,哪一个总成的零件齐了就先装哪一个总成。4月末还没等全部零件和总成到齐,就开始汽车总装。

在研制过程中,这款车的名字也想了很多,最后定位“东风”,这个名字取自毛泽东当年很著名的一句话“东风压倒西风”。这款样车在1958年5月12日试制成功,并送往北京向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献礼。

5月21日下午毛泽东走到东风跟前,向设计者之一的史汝辑了解情况,毛泽东随后在秘书长林伯渠的陪同下坐上汽车,司机发动之后绕花园跑了两圈,毛泽东高兴地说:“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了!”在很多有关一汽的资料中,都记载了这一场景。

造东风的过程为一汽练出了一支干轿车的队伍,这些人不怕困难的战斗精神也为随后的红旗轿车诞生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是红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铺垫。

然而,东风轿车辉煌的首发式也宣告了它的终结。随后,一汽为了能够让领导人坐上自己的高级轿车,选择放弃东风转而试制红旗。东风的图纸和模具一并报废,据了解,东风一共生产30辆,现仅存一辆保存在一汽轿车的红旗展馆。

30天造红旗

在东风送往北京报喜之后,到处都流传着这样一个消息——“北京汽车厂要试制高级轿车”,这无疑在一汽内部引起了巨大反响。据一汽原设计处底盘科负责人刘经传回忆:“那时候大家都认为,既然第一汽车厂试制了第一辆轿车,那么第一辆高级轿车也应该出自第一汽车厂。”最后,一汽决定以一辆1955型的克莱斯勒高级轿车作参照试制高级轿车,根据民族特色,重新设计外观。

关于红旗轿车名字的由来,据一汽轿车老人回忆,是饶斌厂长定的。在一张一汽工人制作红旗轿车模型的老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横幅:“乘东风、展红旗,八一拿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

作为一汽第六任厂长秘书的王少辛,在自己《东风、红旗:世界之最》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那时候的中国与外部世界是隔绝的,认为地球一片黑暗,惟有自己这里最光明。八大二中全会提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口号,那就是要‘赶英超美’大跃进。”

当时美、欧西方世界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前苏联与中国也反目成仇,归纳起来就是“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都是我们的敌人,处处要和他们对着干,我们的胜利就是他们的失败。毛主席乘坐东风轿车的消息犹如一声春雷,震撼了正在兴起跃进之风的华夏大地,给毛主席造红旗高级轿车,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要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这样的环境下,造这样的车还存在退路问题吗?

因为当时没有图纸,只能以油泥模型来取样板,结构件则基本抄袭样车。一汽老厂长饶斌决定采用“赶庙会”的方式,把样车拆散,零部件让各个科室来认领。刘经传告诉《汽车人》,各科室拿到零件后采取边出图边制造的方法,零部件制造周期大大缩短,使得30天造出红旗成为可能。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战斗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如何生产匹配的V8发动机,V8汽缸体的铸造更是要攻克的难关。一汽集中全部铸造力量试浇铸缸体。然而制造V8汽缸体的技术实在不是可以用简单的手段在短期内取得全部经验的,生产中出现大量废品,最后只能以百里挑一的办法选用铸件毛坯进行加工,7月24日,红旗V8发动机试制成功。

另一个难题是车身。红旗的车身设计体现了中国特色,但加工难度很大,无法冲压,全部要用手工一点点敲出来。一汽从上海请来十几名高级钣金工,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摸过汽车,第一代红旗轿车的钣金工赵国相表示:“我们工人那时候是‘敲洋铁壶的’,说老实话,我们当中要是做生活用具,比如水桶、烟筒、炉子什么的,个个是高手,但是制造轿车车身实在是太不够了。即使有干过轿车车身的,也仅仅是当过修理工,只能平个凹凸。”

因此,第一代钣金工人不管老少都要从头学起,很多没见过的东西也要自己亲手做出来,难度可想而知,这支队伍就从最初的看图、下料学起,很多零件经过无数次的返工、修改甚至重做,最后才能装在车上。原一汽副厂长、曾任轿车厂厂长的范恒光感叹:“造红旗的这些人就像着了魔似的,不吃饭也不知道饿,不睡觉也不知道困,感到自己能够为红旗轿车的诞生而奋战,是十分光荣的。”

这或许是现在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一种热情,就像不明白一汽为什么就为毛主席“坐上自己制造的小汽车”这样一句话而开始造红旗一样,而正是这样的精神才有了红旗,也正是红旗塑造了当时中华民族的尊严。

8月1日红旗诞生了,扇面形状的水箱格栅,宫灯形的尾灯,仪表盘采用福建大漆“赤宝砂”,座椅及门护板面料采用杭州云纹织锦,车内显得富丽华贵。《中国汽车工业史》中这样描述:这辆车通体黑色,庄重大方,有元首用车气派。车前格栅采用扇子造型,宫灯式后灯,仪表盘涂福建大漆,发动机罩前上方有直立重叠,寓意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标志。”

然而就是这个以政治任务为前提、全部靠手工制造出来的产品,质量并不稳定。庆祝会后,质量攻关和批量试制成为红旗的首要任务。

1959年年初,一汽掀起了“大干红旗”的热潮,全厂组织了323个攻关突击队,攻克了一批生产关键和质量难题。据范恒光回忆,在当时国内汽车制造技术水平较低的条件下,要生产红旗这样的高级轿车,确实不是容易的事,因为许多问题都是国内没有碰到过的技术难题。如发动机的液压挺杆,开始试制出的产品在发动机高速运行中只有两分钟寿命,奉命攻克这一难题的是以李刚为首的液压挺杆突击队。这个突击队集中了设计、工艺、加工和试制试验等方面的专业人员150多人,一面研究有关文献,一面提方案搞试验,一共试制了十几种不同的材料,最后选定了合金铸铁,在淬火工艺上做了42次试验,才最后确定了淬火时间和温度,使最后制成的液压挺杆经受住了400小时的台架试验。

发动机轴瓦也遇到了难题,开始轴瓦采用的是解放卡车所用的巴氏合金瓦,在发动机高速试验中很容易损坏。轴瓦突击队成立起来,他们分析了4种国外发动机,进行了15种方案、483次试验,经过27昼夜的苦战,终于找到了理想的铜铅合金及其制造工艺。

经过质量攻关之后,红旗于1959年8月31日投入批量生产。

1959年10月1日,建国10周年庆典当天,两辆红旗检阅车参加检阅,6辆红旗轿车参加群众大游行,引起全国轰动:“我们中国人也能造高级轿车了。”这款车的技术参数是最大功率200匹马力,最高时速为185公里。

1960年,红旗轿车在莱比锡博览会展出,收入《世界汽车年鉴》,红旗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声誉。世界上其他国家根本不相信那时候的中国能够造出这样的高级轿车,据业内人士告诉《汽车人》,当时红旗去日本展览,引起了轰动,很多人甚至趴到车下面看。

红旗以无比自尊自信的形象出现在世界汽车工业史中,成为灿烂的一笔,即便是在今天,在很多外国人的眼中,当时的中国能够造出这样的汽车简直是一个谜。

CA-770大红旗的辉煌

1965年,一汽开始试制CA-770三排座高级豪华型轿车,这是在原双排座基础上,再增加一排座位便于在接待外宾时安排翻译和保卫人员。这款车随后成为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的座驾、接待国外元首的礼宾车,甚至邓小平的检阅用车都没有脱离CA-770的经典外形。

你一定不相信,这样经典的CA-770出自一位当时年仅24岁的设计师之手,他的名字叫贾延良。他告诉《汽车人》:“红旗的基因就是外观的扇面、宫灯以及明代家具断面的内饰结构。”在传承这些元素的基础上,贾延良重新设计,比如为了做出木纹的内饰效果,一汽员工去长白山挖树根,剖开后切成薄片使用,最后达到了预想的结果。

贾延良一再强调:“必须承认大红旗是‘三结合’的产物,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早在1958年,一汽就提出“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方针,这在大红旗的制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贾延良举例说:“原来的玻璃很小,我们希望玻璃能够大一点,这就要求发动机的高度要降10公分,这并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问题,最后技术工人帮助想办法把滤清器压扁,这样大红旗的体型才得以保证。”

1965年9月12日,新的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CA-770问世,19日送到北京。1966年一汽首批生产的20多辆三排座红旗高级轿车进京,正式给中央领导换车。

就在红旗CA-770刚刚问世不久,1965年10月,一汽接到了新的任务:为了保证中央领导人的绝对安全承制一批防弹车。时任一汽轿车分厂技术副厂长的李中康接到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样车是一辆原苏联的吉斯,另一辆是捷克的斯柯达。在解决样车问题之后,一汽轿车厂技术人员对样车进行了较细的研究、分析,取得了数据和资料。在进入试制环节后,难题也随之而来。先是前后多层复合防弹玻璃,第二个难题是装甲钢板,一汽通过和建材部及包头617工厂等部门交叉合作,攻克了这些难题。1969年6月10日,CA-772型红旗保险车问世。

在制造红旗保险车的过程中,一汽轿车人的红旗精神再次得到锤炼,李中康说:“我不时回想起我们一起工作的日日夜夜,那时大家年纪都不大,是那样忘我地工作,从来没有一个人问我加班怎么算,我有时也打趣说,同志们加油干,完成任务多发一张电影票。”那时候大家的笑声似乎还回响在李中康的耳边,每一个红旗人说到那个年代,就会进入一种忘我状态。

红旗保险车在国内外影响越来越大,除了中央高级领导人使用外,也成了中国外事活动专用车。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要求自己带专车来,周总理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周总理说:“中国有最高级的红旗轿车,可以接待最高级的客人。”

尼克松到达北京机场时,周总理亲自率领50辆红旗车到机场迎接美国访华团,并把自己的6号CA-772红旗保险车给尼克松专用。访问结束后,美国客人对此行非常满意,对红旗轿车也连声称赞。红旗名扬海外。

还有一件事情,佐证了红旗保险车的可靠性。林彪事件败露之后,他赶赴机场时乘坐的就是红旗保险车,当时有关人员阻拦射击,红旗保险车安然无恙,才使他登上了飞机逃跑。

随后在1971年第一辆CA-770型检阅车于9月出厂送京,1973年开发出带中间活动挡风玻璃的红旗检阅车。有中央领导人做形象代言人,红旗的影响越来越大。

很多国外领导人到北京后点名要坐红旗,此后,“见毛主席、住钓鱼台、坐红旗车”成为当时到访中国的外国政要最高礼遇。红旗也正式奠定了自己的“国车”地位。

这时的一汽在中国汽车工业中无疑是领军角色,“共和国长子”的称号也源于此。在这期间,一汽还承担了援外的工作,1962年一汽就支援古巴和朝鲜建设当地的汽车工业。1965年一汽援建二汽,资料中这样表述:支援二汽建设成为一汽责无旁贷的任务,在二汽建成后,一汽还为其制造装备并进行产品的设计工作。

此时的一汽在中国有着无限荣光的地位,几乎所有重要的领导都曾经视察一汽。一汽还为我国各条战线输送了大量的人才,而红旗精神也成为一汽宝贵的财富。

现实 红旗之殇

红旗的历史中,政治如影随形,是政治需求塑造了红旗的辉煌,也同样是这个原因为红旗埋下了质量隐患。30天造轿车的奇迹,确实让人欢欣鼓舞,正是这短短30天的战斗决定了红旗的品牌性格,也决定今后的红旗必须为此付出痛苦的代价。

质量尴尬

红旗,这个以政治任务为前提、全部靠手工制造出来的产品,质量并不稳定。红旗第一次在一汽亮相就险些出问题:在主席台前搭好一个小台,铺着红地毯,这是专门为红旗准备的展台。会场内群众情绪高昂,歌声此起彼伏,来自省市的领导面前也斟上了茶水,车却迟迟不出来。这可急坏了刘经传,他跑回车间一看,发动机启动马达的齿轮坏了,换上一个齿轮之后,刘经传嘱咐司机师傅:一次启动成功,中间不得熄火。就这样,红旗小心翼翼地亮相了,当时的会场一片沸腾,中国第一次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高级轿车。

第一辆红旗在送往北京后也遇到了尴尬的情况。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陈毅第一个试乘,在北京大街上跑一圈后陈毅赞不绝口,可是到下车时问题出现了,门锁不知道什么原因打不开了,最后只好把前挡风玻璃卸下来,陈毅不得不从前面爬出来。

在接待外宾的时候,红旗也出过差错。1970年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访华,在结束八达岭长城游览之后,他乘坐红旗返回,中间有一段很长的坡路,司机一踩刹车没有反应,汽车失去控制,那位司机吓出一身冷汗,他发现前面路边有一堆修路用的石灰,一打方向盘汽车钻到灰堆里,才把车停下来。很快,一汽负责人被急召到北京说明情况,最后一汽党委书记表示,刹车系统确实存在不稳定的问题,这才免除了那个司机的责任。

原任中汽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的陈祖涛告诉《汽车人》:“红旗的生产状况决定了它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质量问题,首先红旗的生产量很小,一汽自己制造一部分的零部件,还有一部分的零部件需要其他厂家代为加工,量也非常小,质量没办法保证,比如化油器就经常出现问题。”

曾任一汽轿车厂检查科科长的魏广亭对于红旗的质量问题有着最直接的认识:“当时问题很多,像车身密封性问题,车轮动态平衡问题,就连小小的刹车软管、离合器软管,如何保证接头不爆,也是费了很大力气才解决。这些现在看来不算问题,从协作厂买就可以了,当时可没有质量可靠的协作厂,一切都要我们自己解决。”

一汽轿车人一直在为解决红旗的质量问题而奋战。据魏广亭回忆,那时轿车分厂一直有负责人分管质量,每一时期、每一年、每个季度、每个月份都编制质量攻关和改进计划。

根据问题大小和重要程度分为重点质量项目和一般质量项目,制定解决措施,明确时间进度和负责人,定期检查进展情况,解决一项、验收一项、消掉一项,这就是立项和消项的质量管理办法。

红旗比较大的改进项目有:为提高刹车的可靠性采用双套双管路气顶油制动系统;为解决转向发飘采用循环球机械转向;为提高动力性改进后桥速比;为提高舒适性增加了空调系统,使冷气压缩机制冷效果达到良好可靠。这些都倾注了一汽轿车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多年心血。

当然,红旗在质量方面也并不是没有可圈可点之处。1971年,红旗轿车负责人接到一个紧急电话:一位领导乘坐的红旗轿车出了大问题,要制造红旗轿车的有关人员立即赶到兰州某医院去说明问题。当时军人出身的轿车厂厂长王振脑门立刻冒了汗,忐忑不安地踏上去兰州的路程。这位领导见到王振之后却很客气:“感谢你们呐,要不是你们的车造得结实,我的命就没了。”原来这位领导乘坐红旗车去兰州,在路上为了躲一辆迎面来的车,司机一打舵,车蹿到深沟里翻了几个个儿,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车不仅毫发无损,人也只受了点轻伤。

在1972年至1978年,一汽轿车人进行了四轮至为艰苦而顽强的CA-774三排座高级轿车的开发工作,这是独立自主开发轿车整车的又一次实践。

曾任一汽轿车分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智百年回忆,CA-774与CA-770相比内外尺寸相近,重量明显降低,发动机功率从206匹马力提高到250匹马力。从战略上,开发CA-774代替CA770是正确的,但是随着红旗停产,火花还没闪烁的CA-774结束了它短暂的生命,轿车人几年的努力付之流水。

1981年,一纸批文,这个生产了23年的“国车”停产了。红旗,中国第一车,1981年从无限辉煌的顶峰跌落下来。

没有红旗的日子

这件事对一汽红旗人的打击是巨大的,智百年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当我们眼看着那些无数个日日夜夜浸透了一汽人汗水的红旗轿车工装设备,被无情地解体、瓜分,以至弃置一边,甚至当做废铁扔进垃圾堆时,轿车人欲言无语,欲哭无声,心碎了!”

制造红旗的职工最为伤心,一位老工匠顿足捶胸:“我们的红旗何罪之有啊?”多年为中南海维护红旗轿车的崔洪松老人,至今仍保存着1981年5月14日那天的报纸,他说:“红旗停产以后,每当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红旗轿车时,我的眼泪总是禁不住流出来。”

相关人士提到这段历史,悲伤之情溢于言表。那些为红旗轿车付出毕生心血和青春年华的老工匠们,在红旗下马之后,不少人也相继“告老还乡”,在离开岗位的时候,他们不忘留下这样的嘱咐:“厂里什么时候干红旗,需要时说一声,我还回来。”每个月来厂领取退休工资的时候,他们总是问同一个问题:红旗什么时候有戏?

现年88岁高龄的原轿车厂设计科科长吕彦斌,这个“画”了一辈子红旗的老人,在一汽出车40周年前夕,曾花费了3个多月的心血,换了3副老花镜,完成一幅旷世之作——他把一汽40年来生产的几十种型号的红旗轿车造型,精心而完美地呈现在一张3米多长的图纸上,用以寄托自己对“红旗”的眷恋之情。这幅长卷据说曾挂在原一汽总经理耿昭杰的办公室墙上。

耿昭杰非常伤心:“红旗下马,把一汽人造红旗轿车的满腔热血送进了冰库,表面看红旗停产了,但一汽的人在,阵地在,一汽人的心没有死!”原一轿厂厂长关俊峰也说:“轿车厂分家后,我们几乎什么也没剩下,只剩下一口志气了。”今后如何延续这个寄托着中华民族情感的红旗品牌成为一汽首要的任务。

功过小红旗

耿昭杰引入奥迪项目为红旗的延续提供了一种可能,1988年5月17日,一汽与德国大众达成协议,引进奥迪100作为3万辆轿车先导的主要车型。

其实在之前,一汽更有可能的合作伙伴是克莱斯勒或是近邻日本汽车制造商,1985至1986年,一汽引进了克莱斯勒2.2L发动机,之后计划引进克莱斯勒的道奇600中高档轿车,但克莱斯勒却认为一汽没有充足的资金,合作不了了之。

在更早的上世纪70年代,一汽就与日本汽车厂有较多的合作,经过商谈,丰田和日产都婉言拒绝与一汽合作。这样,态度积极的大众成为了最后的合作伙伴,这一决策也奠定了今后大众在中国的绝对优势地位。

1994年,一汽二轿厂在消化吸收奥迪100技术的基础上开始组织拆装小红旗,在1994年年底终于试装出了后来被叫做“小红旗”的轿车。1995年,红旗7220型小红旗顺利投产,小红旗以及其后的一系列变型车的生产,救活了一轿厂,在1995年扭亏为盈,可是这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许多一汽老职工的不满。

很多老人都向记者直接或间接表达了这样的情绪:“挂个旗标就叫红旗吗?”有着同样想法的还有许多关心红旗的普通百姓,在他们的心目中,红旗是接待外国元首的“国车”,尽管它存在着种种问题,可是这是“我们的红旗”,因为对这个产品的爱护,产品质量并没有给红旗的品牌形象造成太大的伤害。小红旗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这种感情,打击了大红旗带给人们那种自豪感和自尊心,红旗品牌也开始了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个阶段的红旗也就是一轿厂经历着最为艰难的阶段,据关俊峰回忆,1992年原轿车厂分为一轿厂和二轿厂,为了保证二轿厂奥迪车尽快生产,人力、厂房、设备甚至办公用品、桌椅板凳等等都要优先照顾二轿厂。

可对于一汽来说,小红旗的历史作用不能抹煞,在不具备生产大红旗的条件下,早出一款产品进行延续品牌非常必要。正如原一轿厂厂长高长春所说:“企业是生产产品的经济单位,产品对于一个企业来讲,永远是第一位的,是企业重中之重。一轿厂之所以在1992年处于那种危机的境地,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自己的产品。”

高长春描述了他刚到一轿厂上任时见到的情景:陈旧的厂房,零散地分布在有一里地长的一条曲线上,办公室的楼下,车间里不时传出叮叮当当的钣金工敲打零件的声音;原始的手工操作,像一个小作坊。

但不可否认,是小红旗救了一轿厂。随后的一轿厂在这条引用外来技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包括大红旗。毕竟小红旗不能够与大红旗相提并论,大红旗在一汽人和全国老百姓的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争议大红旗

生产大红旗也随后纳入了一轿厂的日程。与小红旗一样,大红旗选择了引用外国技术。1996年,耿昭杰与福特达成共识,借助福特公司98型“Towncar”的四门两盖的现成条件,联合开发大红旗。

这自然再次引发了争议。什么是红旗?在那一代红旗人心目中,炮筒子前灯、扇形面罩、宫灯造型的尾灯、毛体字,挺胸抬头的造型……没了这些还是大红旗吗?很多人感情上不能接受。

一汽复产大红旗的心情非常急迫,一番争议之后,大红旗的计划还是得以实施。1998年11月10日,全新大红旗CA-7460在一轿厂总装线下线。2002年3月12日,CA-7460被命名为红旗“旗舰”在杭州举行投放仪式,但这款基于林肯都市车型的大红旗,之后的市场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2000年第六届北京车展上,被称为红旗旗舰的CA-7460参展,在介绍中这样描述这款车:是一汽历时4年研制开发,它由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与福特公司联合开发。然而就是因为“联合开发”,这个还没上市的车型受到了从来没有的争议。有人说,令中国人一直感到骄傲的大红旗,现在也搞出了个“林肯式”,是不是以后还要搞出个奔驰型、凯迪拉克型的红旗呢?甚至有人说:“一汽这次不经意的举动刺伤了我的心。我觉得既然大红旗是中国的国车就该有自己的特色,可以学习外国的技术,但连外形都照搬实在是太丢人了吧。”大红旗一直处于这样的尴尬境地。但至今,仍然有很多人把红旗与奔驰相提并论,认为红旗并不比奔驰差。历史上也确实如此,国宾、庆典、国车……这些尊贵的词汇一直伴随着红旗轿车。而见证了整个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历程的红旗轿车,其品牌曾经被浓缩为整个民族精神的图腾。斗转星移,这个品牌所曾承载的一个时代的荣耀,如今却只能成为人们的怀念。

当年曾有媒体记者这样疾呼:“这样的汽车品牌,还是当初我们利用一个月零3天的手工作业敲打出中国的骄傲、让我们再一次相信精神力量无穷的那个值得骄傲的红旗吗?没有了自主、独立创新的品牌DNA,生产出来的品牌无论多么强壮,还能找到自豪感吗?”就连韩国现代汽车创始元老朴炳栽也说过:“第一是自主开发,第二是自主开发,第三还是自主开发。”

显然,人们不仅是在怀念大红旗,更怀念那蕴藏在大红旗背后的自尊自强精神,一旦失去了这样的精神内核,红旗必然不再是红旗,红旗CA-7460的尝试可以说是失败了,但这为今后再造大红旗积累了必要的基础,延续了红旗血脉。

红旗使命

从停产到生产小红旗、大红旗,红旗的历史可以说是折腾的历史。值得庆幸的是,红旗品牌的价值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有所损失,相反,红旗一直当选中国最有价值的品牌。红旗只是在等待一次爆发。就在红旗浮浮沉沉的时候,中国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1978年改革开放,跨国汽车巨头开始布局中国,大部分的企业都已经在中国建立了合资厂,各种新产品的加入,让打开大门的中国看到了五光十色的世界,也给一汽带来了新的选择和压力。这个曾经承担着“共和国长子”义务的企业要面向市场竞争,一汽肩上的担子无可比拟。

同样在这个阶段,原一汽总经理耿昭杰引入了一汽-大众,开始了市场化的探索,一汽逐渐褪去政治色彩,走上了正规的发展道路。虽然在多番沉浮中,红旗作为一面的大旗,还没有成为现在对抗合资品牌的主力,可人们并没有忘记红旗,红旗需要重振雄风,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重振正是一汽和中国汽车工业的真正复兴。

希望  红旗再生

冯众有一辆与众不同的奔腾,这使得他开车出去总能吸引人们异样的眼光,因为他的车是红旗标,现年仅29岁的他最钟爱的不是合资品牌,而是有着50年历史的红旗。

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冯众在网上邮购了两个原版的红旗标,换在了自己的奔腾上。这个年轻人对红旗拥有朴素的感情:“红旗是中国惟一一个可以像奔驰、宝马一样的品牌,是毛主席坐过的车,我喜欢红旗品牌。”相比其他,冯众觉得红旗有着深厚底蕴,对于未来,他更希望红旗能够有更多的自主技术,重新回到高端。冯众的这种希望将在今年变为现实。

大红旗重返国车

一汽轿车红旗展馆里有一辆特别的车,这辆车的外形和老红旗一模一样,但是却装配了现代化的内饰,这不得不让人眼前一亮。更值得一提的是,这辆车并不批量生产,可以说是仅有一辆,因为它和老红旗一样,是一汽轿车人亲自用手敲出来的。

一汽轿车产品部专务、现负责红旗HQE项目的杨占良自豪地说:“这是我们去年搞的防弹车,原来是打算给今年奥运会胡锦涛主席的用车,但研制的第一辆车因为还有一些质量问题,没太敢拿出来。”尽管如此,但这辆车至少证明一汽人一直没有放弃过大红旗,现在还有一些老师傅,可以保证一些工艺得到传承。

据内部人士介绍,这辆车用了10个月才研制出来,而车里的内饰基本没花钱,甚至包括地毯、扶手这些配置,都是杨占良亲自带领员工自己手工缝制。对于这个过程,杨占良印象深刻:“去年做的时候,我充分感受到了过去老红旗的敬业精神,从去年过完年到12月5号,整整10个月,经常加班,没多拿一分钱工资,也没有人提奖金。”当然,杨占良承认,手工制作的产品,现在还存在质量问题,因此后续还要用高科技工装来保证,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的红旗HQE就是如此。“顶级豪华车HQE将在今年8月份出样车,明年建国60周年可以拿出产品来。”

一汽轿车总经理张丕杰向《汽车人》透露,红旗HQE标志着红旗品牌回归到高端豪华阵营。

一汽把奥迪100技术引进来制作“小红旗”之时,被业界批评为“把红旗品牌搅乱了”,市场不认可,老百姓不接受,即使是一汽轿车内部人士也都认为:不能挂个红旗标就叫红旗车了。但关于这些负面评价,杨占良告诉《汽车人》,研制红旗车的领导和职工,与批评红旗的人想法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在红旗停产年代,如何把红旗品牌延续下去才是重中之重,而当时虽然是引进的奥迪技术,但也是凭着红旗精神在做实事。而自从一汽轿车公布了开发大红旗的计划之后,就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虽然早在2005年的上海车展,一汽就曾经拿出一款外形酷似劳斯莱斯的概念车参展,但却因国人对大红旗“血统”的重视而受到质疑。因此,在这段时间内,除了解决大红旗的技术问题之外,一直没有定下来的就是大红旗的外形。

对此,杨占良也没有否认:“外形实质上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方方面面的人包括各级领导、所有关心红旗的人都发表意见,就不免会影响我们的最终意见。当然,需要肯定的是,现在定位必须和过去的老红旗外形不能有太大变化,必须要精,要具备现代的豪华,高端技术也必须配置上。”

可以说,现在的红旗终于找到了感觉,包括研究红旗车多年的杨占良,也终于清楚红旗车应该干到什么程度。杨占良看上去    很高兴,因为现在红旗已经定位了,他甚至这样说:“我们这车研制出来,要让外面卖干豆腐的都知道这是红旗车。现在定下来的外形,虽然后面的宫灯变了,水箱面罩、大灯基本上没变,一看就是老红旗的样子,比770有很大的改进,比过去大了长了高了,整体来说更丰满了,显得更雄伟,看起来很大气。”

除了外形类似原来老红旗之外,一汽轿车还将用高端技术来武装它,众所周知,大红旗所配备的是V12发动机,这在国际上也属于先进行列的发动机早已研制成功。至于内饰,将推出两套方案,第一种是仿迈巴赫的现代化豪华内饰,另一套就是原来古色古香的有着浓郁民族特色的内饰方案。

据了解,现在有人知道一汽轿车在做像原来的大红旗一样的车,就已经表示要下定单,完全不在乎价钱,比如像香港车迷会汪恩光这样的忠实拥护者。“他们等于在推我们,我们都不敢放下,干得慢了都不行,更别说放下。”杨占良感叹道。

已经干了37年红旗的杨占良,曾经手敲过红旗车身的每一个部分,现在55岁的他需要依靠助听器来与人交流,这是因为当年手敲红旗毁坏了他的听力。然而,现在的状况更让他憋着一股劲:“现在世界已经承认中国很强大,但是我们国家领导人反倒还不能像当初毛主席,可以坐自己国家的车,脸上没光啊,我们一定要让红旗重新返回它原有的地位。”

奔腾定位

除了红旗之外,同样系列化的还有奔腾。按照一汽轿车的规划,未来奔腾将推出小奔腾B50以及更低级别的车型。

奔腾用自己的实际表现证明了并不廉价。奔腾的IQS和大品牌是一样的,达到90分以上,从刚开始每个月1000多辆,到现在卖4000多辆,数字证明消费者认可了这个产品。一汽在市场竞争中,依靠自身的产品站稳了脚跟,张丕杰认为这主要是消费者看中了奔腾的优秀品质。他告诉《汽车人》:“一汽轿股的质保体系还是很厉害的,它不是仅仅依靠最后的质量检验员来保证,是伴随产品开发过程,设置了一系列的检验条例,来保证最终品质。现在竞争越来越品质化,一汽轿股惟一的差异就是品质化,价格战现在打不动了,我们一定要守住品质的底线。还是那句话,我们要造中国人买得起、用得住、有尊严的车,这是我们一直遵守的底线。”

奔腾对于一汽轿车企业形象的塑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奔腾可靠的质量为一汽轿车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同时一直保持盈利。这也为大红旗复出奠定了条件。可以说,一汽轿车在一汽集团未来自主战略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奔腾在一汽轿车也承担着上量的重任。因为大红旗虽然也会面向市场,但考虑到大红旗的价位非常高,产量应该不是很大,主要侧重于订单式生产,它更多还将承担红旗品牌的塑造工作。正如一汽轿车副总经理付炳峰所言:“我们对奔腾的期望是在市场上,是要面向广大的客户,在未来市场上上能跟同级国际品牌在同一舞台上竞争的有规模化的产品,对于一汽轿车来说,放量是奔腾在做。”

随着奔腾认可度的提高以及系列化,奔腾是否会成为一汽轿车红旗下的一个子品牌,成为业界对一汽的讨论焦点,对此,一汽集团总经理徐建一表示:“还在考虑之中。”

一汽轿车党委书记白羽透露,今年6月份的集团战略会议上,战略体系品牌将进行梳理,大致高端保持红旗,中级车保持奔腾,经济车是不是叫奔腾还没最终去定,是否考虑在A级车阵营再做一个品牌,也要和集团大战略计划结合起来。

直面挑战

现在,红旗HQ3在公务车和私人用户之间开始艰难的平衡和探索,不可否认,到目前为止红旗HQ3并不是很成功。想买红旗的人,认为它不是红旗,看好产品品质的人,不一定喜欢这个品牌。

红旗每出一个车型,由于关心的人比较多,所以质疑也比较多,这早已成了一种规律。红旗HQ3的推出继续引起了争议:这到底是不是红旗?一汽轿车的自主在哪里?付炳峰对此并不感到特别意外:“红旗HQ3还在根据市场探索,而红旗也将按照品牌发展规律去做,具体的车型计划还在规划中。

但可以肯定,我们会继续把它做好,现在还处于初期阶段,期望未来与其他几个系列齐心协力,在市场上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付炳峰同时透露,一汽轿车正在开发红旗HQ3的换代车型,这个换代车型还将基于原有的平台,但是会体现出一汽轿车的研发实力,做比较大的改动,他形容这款车是“脱胎换骨”。“今后红旗面向高端市场的进攻将更加激烈,与国际上大品牌奥迪、奔驰、宝马一样,将有产品在开发,在对应各个级别。”

未来规划中,一汽轿车将在自主研发基础上推出新的车型,在大红旗带动下,红旗品牌也将完善自己的产品线序列,实现体系竞争,扩大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据张丕杰透露:“除了顶级车以外,我们还想造A6这样的车,它不会像奥迪系列那么宽,但一定要做这样公务用车,这将是我们完全自己开发技术做的一款车。现在前期开发还没完成,我们也会借用其他品牌的一些技术。”

在自主研发方面,一汽轿车也有清楚的认识,张丕杰就表示:“合资合作对研发帮助并不大,因为技术能力是自己提高的,靠谁都没有用。通过办合资产品研发中心,只起到一定的帮助,但是主要还是靠自己去提高。合资合作更多是实现资本和管理技术的积累。”

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一汽开始整合研发力量,例如正在进行的大红旗HQE就由一汽轿车技术人员、一汽技术中心以及外国专家3部分力量组成。

一汽的机会

一汽如果要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自主轿车的地位不可忽视,据了解,徐建一在接任时,就被要求做好两个,一个是解放,一个是红旗。

自然,一汽集团对一汽轿车和张丕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张丕杰也代表一汽轿车人立下了“军令状”:提升集团贡献度,争做核心企业。在未来5年内提升对集团的贡献度到10%以上,对集团自主体系的贡献度要提升到20%。不仅要赶超国内兄弟企业,向自主轿车企业前5名发起冲击;还要勇于与合资品牌企业在本土市场展开竞争、争抢份额。

据了解,目前一汽轿车已制定并开始实施20至30万辆和宽系列产品的自主规划,年内产销将冲击5万辆,3年内将达到15万辆,5年内将达到25万辆,由奔腾成功打响了第一枪,即将推出的奔腾B50仍可望占据同档车市场 高端;为实现持续发展,自主整车和动力总成都在不断规划、不断实施。

“在成为核心企业的快速成长过程中,我们将通过塑造品牌、培育能力和完善体系3个途径,做强做大自主。” 张丕杰这样表示。

这样的背景下,一汽集团如何整合优势资源,至关重要。

在2008年的“5·12”庆典上,徐建一在致辞中首次明确了一汽轿车以及一汽集团未来的整合思路:自主轿车在一汽集团的重量举足轻重。做强做大一汽自主轿车事业,必须解放思想,突破现状,整合一汽集团自主轿车的资源,集成一汽集团自主轿车的能力,要理顺自主轿车研发和制造内容,重点发展,集中突破,把积累的研发和制造优势发挥到极致,要理顺自主轿车的采购资源,统一采购标准,统一流程,把形成规模的优势发挥到极致;理顺自主轿车的销售资源,整合网络,统一品牌,把营销管理发挥到极致。要强化自主轿车的人员配置,把集团内各类优秀人才合理地配置到自主轿车的战线。要加强质量成本控制,加强产品研发和制造工艺技术,增强产品竞争力,要拿出当时一汽人大干红旗的精神,把自主轿车的事业做强做大。

整合一汽集团的资源,整体上市无疑是一个契机。

从目前来看,一个公司做的话,一定不是上市公司,而是全资公司,这样集团可以集中全部力量来支持公司。用上市公司做,就等于完全任其自生自灭,企业往往会在和利润之间处于两难境地。作为上市公司经理人,张丕杰怎能不追求利润?但是实际上,对一汽轿车这样的企业这时候应该是要品牌,他也始终在传达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做企业不做品牌是没出路的,一汽需要自己的口碑。

业内人士分析,随着一汽集团整体上市,将更有利于一汽集团整合资源进行自主。背靠着一汽集团这样的“大树”,而且在各种资源整合、一汽轿车人充分发挥红旗精神的条件下,已经步入轨道的计划将得到最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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